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上海强化“四大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为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是发挥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核心；全球科创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的枢纽，是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关键。如何强化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的内在耦合，通过“双中心”联动，有效提升“双中心”能级？如何发挥上海金融市场齐备、金融开放程度较高、金融机构和人才集聚等优势，贯通合力，积极助推科创中心建设，服务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记者专访了国泰君安董事长贺青。

国泰君安党委书记、董事长贺青

金融科创“双中心”联动成全球城市竞争重要特征

ChatGPT等大模型技术迭代加速，可控核聚变等前沿技术风起云涌……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成为全球竞争最核心要素之一。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如何适应科技产业交叉创新、全链条变革、大跨度协同的新趋势？

“纵观全球科创史，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往往相互成就，双星闪耀。国际金融中心可有力支撑科创中心建设，科创中心能有效反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贺青说。

金融、科创“双中心”联动越来越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崛起的重要特征。纽约从金融中心转向科创中心，主要依靠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科创金融体系对科技创新的支撑。2008年以来，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先后调整上市标准、降低盈利要求、丰富市场层次，便利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纽约是美国过去十年风险投资增长最快的城市，2022年风投交易数量达2280笔，交易金额达303亿美元。政府基金积极发挥关键引导作用，在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SBIC）计划下，私人资本和组织利用政府杠杆担保方式融资，为中小企业提供长期债权和股权融资。纽约政府也先后设立“纽约创业投资基金”和“纽约种子期基金”，出台“融资激励计划”，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进入中小企业融资体系。

伦敦“双中心”的建设，主要得益于创设了金融与科技融合发展、汇聚境内外两种资源的典型范式。伦敦是欧洲最大的风险投资集聚地，利用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和市场规模效应，为创业企业提供丰富的资金和融资工具。

新加坡“双中心”的发展，则离不开政府搭建的融合发展平台体系。依托新加坡企业发展局等机构，借助社会研发设施和平台，为中小企业和创投企业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和资金补贴支持，每年投入1%的GDP用于科研创新，借助跨国公司壮大自身的科研实力，向本土企业派遣技术大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打造一站式的科技商务研发中心，促进金融机构、科技巨头和大学的开放交流，推动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贺青认为，金融、科创“双中心”联动将促进“科技-金融-产业”高水平循环。一方面，“双中心”联动有助于促进产融结合，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校准金融创新的航向，防止出现金融空转、脱实向虚。另一方面，“双中心”联动有助于以金融活水打通科技创新链条，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3年8月，国泰君安担任牵头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助力华虹半导体登陆科创板。

上海落实国家战略、推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改革实践也表明，科创板和注册制改革持续为“硬科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赋能。2022年，科创板上市企业整体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净利润首次突破千亿元，研发投入达到1284.68亿元，同比增长28%；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平均为16%，在半导体、新材料、生物科技等突破卡脖子的关键领域产生了显著的示范效应。

金融机构推动跨界合作，提升金融服务能级

贺青认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高质量金融服务的支持。上海强化“四大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对金融服务质效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亟需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合力，贯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提升整体服务能级。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是我国金融业的基本格局。分业模式下，我国形成了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满足了特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需要。但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向纵深推进，科技创新对直接融资的需求不断提升，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协同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优化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行业跨界合作蔚然成风。

在服务企业融资方面，一是试点投贷联动。2016年监管部门明确首批5个地区和10家银行开展投贷联动业务试点，在银行及其投资子公司之间探索“信贷投放+股权投资”的投贷联动模式。二是推进保险与投资的联动。保险资金借助股权直投、PE基金等方式参与一级市场股权投资。截至2022年末，保险资金长期股权投资余额超2.4万亿元，占保险资金运用约9.6%。三是开展企业债券融资合作。券商与商业银行互相推荐客户并开展联合承销，银保机构对券商承销债券进行投资。

为有效应对国际竞争，促进本国产业创新升级，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来，纷纷建立金融混业体系，市场涌现出如高盛、汇丰、德意志银行等一批拥有完整金融牌照、涵盖各类金融业态的顶尖金融机构，有力支持了本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壮大。混业经营因其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风险分散等优势，日益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主流，我国监管政策改革也促进了以金融控股为主的混业经营模式加快探索。2002年国务院批准中信、光大和平安三家集团开展综合金控集团试点，成为我国探索开展混业经营的标志。新修订的《商业银行法》也为金融混业经营预留了空间。此后，部分银证保机构陆续获取各类金融牌照，目前除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的直接控股与混业经营受限外，银保信等金融机构互相持股的实质性障碍已打破，部分商业银行通过持有境外券商牌照，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内地券商牌照的模式参与证券业经营。参与混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在满足市场主体多元需求、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少数企业盲目扩张，积累了一定风险。2020年9月《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出台，金融控股公司被纳入统一监管，中国金融混业经营自此进入了规范化发展时代。

贺青表示，当前金融机构跨界合作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总体是基于牌照分工互补，集中在产品代销、托管结算、客户互荐等浅层领域，缺少产品共同研发、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协同等深层次合作，且合作机制相对松散，不够系统成熟，分业监管体制亦对机构间合作有一定约束。

贯通合力，构建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科创金融生态体系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贺青认为，金融机构要以科技创新全链条、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融资需求为牵引，构建“股贷债保”联动发展的科创金融生态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贺青建议，金融机构可从拓边界、强载体、建机制三个方面深化合作。一是拓展金融服务合作边界，瞄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融资需求，联合开发面向专选企业、富有专业创新、提供专属定制的“三专”服务产品，构建跨界合作“产品包”。如推广“贷款+外部直投”的投贷联动模式，开展商业银行创投类贷款试点，推动银行理财资金参与私募股权投资，打通科创企业融资“最先一公里”；探索“投资+保险”联动模式，扩大科创融资产品保险覆盖；创新“财顾+投资+投行”服务机制，满足科创企业全链条金融服务需求，培育S基金市场生态；推进公募REITs 协同创新，贯通项目贷、Pre-REITs、REITs、基础资产托管运营，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构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联合体，促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携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跨境综合金融服务。

二是搭建金融合作平台载体，组建科创企业金融服务联盟，促进客户、产品、信息、核心能力等资源共建共享，推动金融数据集成融合，构建金融服务生态圈；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跨界合作，设立合资机构，以股权为纽带，实现业务协同赋能。

三是建立协同合作配套机制。推动金融机构间建立战略合作等稳定长效合作关系，以协同服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强化激励约束，形成利益共同体；推动金融控股公司建立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各业务板块、子公司间互相赋能，打造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2022年10月，国泰君安临港创新产业园REIT挂牌上市，成为临港新片区首单公募REITs。

国泰君安是行业领先的大型综合性券商，在行业唯一连续16年获得A类AA级最高监管评级。公司积极主动对接服务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累计承销保荐科创板企业47家，开创首例发行红筹公司CDR（中国存托凭证）等多个第一；持续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立长三角协同发展领导小组，设立苏州、青浦新城创新型分公司，近三年长三角地区股债融资承销金额行业排名第一。积极参与临港新片区建设，发起设立首期规模80亿元的上海临港国泰君安科技前沿产业基金，新设临港新片区分公司，华安基金成为首家总部入驻新片区的公募基金公司。积极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联动发展，发布实施服务浦东引领区和上海金融中心建设、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等行动方案，设立超200亿元的行业规模最大的市场化母基金、浦东引领区科创系列等基金，累计投资科创企业超600家。